凉山州红十字系统工作座谈会召开

[21] 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能力与效率标准，也称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公共产品分层理论。

事实上这种做法在金融监管领域已有先例。特别是，全能银行模式受到业务隔离规则的直接挑战，监管资本(最低资本)的提高则改变了银行发放低价值贷款的动机或能力。

如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即指出，要加强区块链基础技术研究，开展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持续跟进金融科技发展趋势，适时开展新技术在金融业的试点应用，实现新技术对金融业务创新有力支撑和持续驱动。在此意义上，网络的普及不仅降低了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也降低了提供金融服务的门槛，从而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边界，增强了金融包容性。惟其如此，金融科技才有可能对传统金融业务模式形成补充乃至部分替代。[79]See Arneretal., supra note [7], p.1317. [80]参见杨东，见前注[22]，第86页。无论是借贷领域的P2P网贷平台，还是投资领域的网络股权众筹，抑或支付领域的第三方支付，均未从业务属性出发进行相应的准入、审慎和行为监管，导致互联网金融基本游离于既有金融法规制之外。

[37]参见许多奇，见前注[22]，第5—6页。这实质上是创建了监管者与监管对象的非现场联合办公机制。[47] 比如，出入境改革是在公安部的统一领导下，通过授权方式推进，也允许地方在实施中积极探索。

朱丘祥：《从行政分权到法律分权——转型时期调整垂直管理机关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法治对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4页。绝大多数情况是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交相作用，共同规范。[35] 因此，可以考虑以事务本质理论作为划分标准，事务性质、重要程度和影响范围作为具体内涵的解释性构建。地方立法包括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上述十二项职责显然不是按照事权划分的排列，而是对长期实践的总结与体认，逐一胪列、汇总了立法与政策已经赋予公安机关的各项职责。其次，在实现全国统一的基础上，都允许因地制宜，只是程度不同。

[20] 在经济学的语境中，中央与地方分权，是通过权力合理的纵向配置，提高公共部门履行职责的质量和效率，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在我的划分里，上述十二项职责在形式上被解构为中央事权、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没有一项职责完全归为地方事权。摘要:  《人民警察法》第6条规定的十四项职责基本上可以解构为中央事权、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而地方事权是交织在十四职责之中的，很难抽象地条分缕析，必须通过立法明确宣示。朱丘祥：《从行政分权到法律分权——转型时期调整垂直管理机关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法治对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作者简介：余凌云，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45] （3）只能因地制宜的，属于地方事权，由地方决策并实施。对地方事权范围的具体确定，还必须结合国务院文件和有关解释来进一步廓清。比如，金伯中建议，对事关国家安全、党的执政地位巩固、政治稳定的，如国内安 全保卫、边境保卫、出入境管理、反恐怖工作、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要外宾的安全警卫、国际警务合作等，确定为中央事权，由公安部承担。

至于原则如何，留待阐释。[31]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均权理论触及了分权的标准，权之分配，不当以中央或地方为对象，而当以权的性质为对象。

划清并扩张地方事权，能够解决地方公安机关有权做什么，包括决策与实施，可以积极防御上级公安机关的过度干预。为此，必须通过中央立法建立统一的警察制度，中央事权、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中由中央负责的部分更多的是体现在统一领导与统一建制上。

也就是说，在基本制度、措施和方法上，不允许完全因地制宜，不由地方完全自主决断。第二，上述划分中，立法事权与行政事权繁杂其中，有些可以鉴别出来，比如，由国家统一规定、国务院另行规定的事项，明显是指立法事权。[25] 参见，郑毅：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三题——内涵、理论与原则，载于《云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他的初步划分是，中央公安事权可包括国家政治安全、出入境管理、边防管理和要人警卫等内容，中央与地方共有事权可包括反恐怖、治安、刑侦、经侦、禁毒、监管和网络安全、技术侦察等事权。那么，为什么在长达十年的实践之后，《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2006年）还对事权划分无可置喙呢？在我看来，这种不清晰是有意为之。通过上述研究与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一样，警察权的划分也必须符合事务本质理论，考量事务的性质、重要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

所以，本文讨论的地方立法主要指地方性法规。三、事权的划分 那么，在学术上怎么看待和处理事权划分？尽管有关理论研究也处于上下求索之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划分标准上，与中央和地方一般事权的划分标准应当一致。

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2015年修订）第66条规定，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受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而一旦涉及到这个概念的基础作用，直觉的理解就几乎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没有对人的尊严之意义保有一种合理清晰且一般性的观念，我们就不能轻易地为相关行动提供特定的意涵。

若认为人类胚胎不是位格，那么胚胎便无尊严可言，剩下的判断标准就只有相关医学研究能否带来巨大的利益和福祉。另一方面，Macklin和Pinker对尊严的批评是极端而简单的，尽管人性尊严作为一个概念存在着缺陷，但通过适当界定之后，其能够是有用和有效的。

从理论上讲，现在还没有完全进行到需要伦理和法律规制的地步，因为安全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安全性问题解决之后才可能产生伦理和法律规制问题。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胚胎是否是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否是位格（human person）。这样位格的概念就实质化，而人的概念则空洞化了。如果承认人类胚胎或精卵细胞本身带有潜在性的位格，本身具有尊严，那么携带严重遗传缺陷的基因将来会使得一个完全的位格人在某种意义上丧失自主性、理性能力或选择的可能性，这样就很难讲他或她过的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三、胚胎的道德定位：生物人与位格人的同一性 生物人与位格人的区分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区分，前者指的是物种意义上的人，后者指的是作为理性个体的人。菲尼斯把对人之生命的理解直接溯源到精卵细胞，认为人类胚胎甚至精卵细胞都是位格人。

尊严是一个有用但又模糊的概念，我们应当适当界定而非抛弃掉它。比如，自主性的尊严观就难以辩护和说明一些边缘群体的道德地位，诸如胚胎、胎儿、儿童、没有道德自主和理性能力的精神病患者、植物人、严重的老年痴呆症患者等群体，这些群体没有自主性和理性能力，但是一样拥有平等的尊严。

在宪法上，人性尊严原则的典型体现就是德国基本法。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不采用基因干预的手段，那么其未来的人生很难说是一种有理性能力和自主性的人生，也很难说是一种符合人性尊严的人生。

正如赵汀阳所概括的，这是一个存在论级别的生命升级诱惑，即人试图超越人的概念而变成另一种更高级的存在。孙效智同样批评了潜在位格这个概念，他认为，位格必须是现实的，而不能是潜在的。1997年联合国的《人类基因体与人权宣言》第二条提到，每个人的尊严应受到尊重。但其实在以尊严为基础而对待基因编辑的态度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主流观点为代表的尊严至上论，即一切形式的人类基因组编辑都是反人性尊严的。

一方面，我们应当把位格的概念延伸适用到或溯源到人类胚胎。相反，如果扮演上帝意味着努力完善我们人类，在决心改进上帝审慎地或自然盲目地进化了亿万年的东西中加入我们蓄意的设计，那么伦理个人主义的第一个原则掌控着这份努力。

总体上，关于自主性的改造涉及以下方面：一是使其范围扩展到作为位格的人类胚胎，而不以现实的理性能力为前提。尤其是康德的道德哲学对人的尊严进行了深刻的哲学论证，认为只有人与人的道德能力才能担得起尊严这个概念。

二是以德沃金的观点为代表的尊严自主论，即各种类型的基因编辑都能获得人性尊严的辩护。欧洲议会的议员们也许是受到了各种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关于保护人性尊严的基本原则的影响，似乎都倾向于认为尊严是一个Waldron所说的不可再简化的价值（an irreducible value）。